记得以前老师曾经讲过的卓别林的著名笑话——先是卓别林打扮成希特勒的模样，穿着军装，表情严肃而僵硬的发表演说；忽然，镜头转到了卓别林的下半身——他穿着短裤！之后就是哄堂大笑。老师当年的解说是这样的：幽默的产生是由于某事情违反了常理，是人、事与场景不协调所致。

      当时感觉这种解释狠独到，也很有深度。但是却总是感觉似乎不够透彻，与其他的理论什么的也似乎没有什么联系。直到读了奥修的《生命、爱与欢笑》（陶稀译，上海三联书店），才总算自认为找到了答案。奥修这样说：我们笑只是在有了某种理由来迫使我们笑的时候才笑，听到了笑话，你才笑——因为笑话引起了你某种兴奋，笑话的整个结构是：故事向着一个方向发展，突然它转了一个向，这个向是如此突然，如此激烈，以至于你意想不到，兴奋在增长，你在等待着结尾，然而突然间，无论你期待什么都不会发生，而是某种完全不同的东西，某种非常荒诞可笑的东西出现了，从来不会满足你的期望。笑话是从来没有逻辑的，如果笑话有逻辑的话，那么它便失去了笑话所有的感觉，笑话所有的品质，因为这样你就能预测到了，到时笑话被讲出来后，你就已经知道结果，因为它将被推论出结果，它将只是一种算术，但那便没有任何可笑了。笑话拐了急转弯，如此之急，你几乎不可能想象它，推断它，它需要一次跳动，一个逾越，一个量的突变——那就是为什么它释放了如此多的笑素，这是一个以微妙的心理方式来搔你的痒。

      如果这样来理解幽默的话，那我们就能对刘老师讲过的那个笑话有更深刻地理解了：穿着军装发表演说与一个人单单是穿着短裤，两者都不可笑。之所以有幽默，不仅是因为是人、事与场景不协调；而且也源自于我们被打破的逻辑。事情违背了常理，出乎于我们的意料之外了——这么严肃的场面，这么庄严的军装与演讲，怎么竟然穿了短裤！

      前两天还读到一个英语句子：“When Kin saw her boyfriend Jim at the gym, she asked him in fun,‘Is your zipper undergone so you can get some sun?’”这竟然也能算作一个“fun”？！实在是不知道fun在哪里。杨老师曾经说起过他在美国时，对英语掌握的唯一不足就是听不懂英语幽默。看来这可能就意味着他还没有形成美国人所特有的逻辑，至少是生活中的逻辑。因此，当幽默中那个“转折”出现的时候，他也就没有什么被打破惯有逻辑的感觉了。按这种思路去思考的话，那么也就难怪为什么有人把能不能跟外国人开玩笑来作为检验外语是否达到了一种炉火纯青境界的一个标准了。

      然而，奥修并不仅仅说了这些。接下来，奥修还说了伴随幽默的欢笑所具有的超越性品质：……

      当你真正笑的时候，突然间，思想消失了，整个禅的方式就是如何进入无念（no-mind）。笑就是进入无念的最美妙的门径之一。

      就我所知，舞蹈、欢笑是最好的、最自然的、最易进入的门。如果你真正地舞蹈，思想就停止了，你就一直继续舞蹈，你继续旋转，旋转，然后你变成了一个漩涡，所有的界线，所有的分界都消失了，你甚至不知道你身处何方以及何处是结束，何处是开始，你融化在存在之中，存在也融化在你之中，边界会重复，如果你真正地舞蹈，不是控制它，而是让它来控制你，让它来占有你，如果你被舞蹈所占有，思想就停止了，而与此同时笑就发生了。如果你被笑所占有，思想就停止了。如果你了解了那些没有思想状态的片刻，那些时刻将会令你越来越想进入，你只能会变得越来越属于那个样子，越来越拥有那种品质，越来越进入没有思想的状态，越来越多的思想不得不抛弃。

      笑可能是达到无思想状态的一个美丽的向导。

      奥修甚至说，“对我而言，幽默感应该成为人类未来宗教性的基石。”

      对此，我真的已经不能对其再做什么自认为聪明的解释了。再说就是废话了。仅留一则奥修曾经讲过的笑话供大家来欣赏：

      在伦敦，阿什克罗夫女士决定举办一个豪华的宴会，她雇佣了一位新近刚刚移民到英国的斯凯比莎小姐做女仆。

      “别忘了准备糖果夹子，”英国管家命令道。“当男人们走进洗手间，他们将他们自己拿出来又放回去，这不太好，然后他们不得不用他们的手来放糖块。”

      “是，女士！”意大利姑娘回答道。

      那晚待宾客们都走了以后，阿什克罗夫女士说：“斯凯比莎小姐，我想我曾告诉过你关于那把糖果夹子的事！”

      “我将它们拿出来了，女士，我发誓！”

      “我没看见它们在桌上！”

      “在桌上？我将它们放在了洗手间！”